6月16日，民族学院第二期文件学习以反对宗派主义为中心。为了检查党员是否认真领会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，除考察党员的实际行动外，还决定在第二期学习结束以后，每个党员写一篇自我鉴定。7月17日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：民族学院的整风学习，在各民族学生间热烈展开。该院第一班系由蒙古、回、汉三族学生组成，初期学习时，曾因组织和领导不得法而在情绪上有低落现象，后经该院学习委员会予以改组，并增派指导员后，以渐见热烈。民族学院墙报《二十二个》，最近增设了一个问答栏，内有“共产党员是否可以按民族单位设立支部？”“信仰宗教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？”“什么是党性、个性和民族性？”等问题，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。

从1942年8月初开始，延安各单位从学风学习阶段，相继转入党风学习阶段。延安大学根据中共中央总学委的统一要求，也及时进入整顿党风的学习之中。整顿党风，着重是学习和端正思想方法，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，以反对宗派主义为主要任务。这个阶段更要求理论联系实际，强调自我反省，学和用一致，搞好学校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，以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。11月中旬，民族学院召开座谈会，讨论宗派主义问题。宗派主义在民族学院有各种不同的表现。除学习委员会在党风学习开始时，将以前所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交各组讨论。在月初的时候，各组曾讨论到学校某同志工作调动时，有部分同志进行书面签名活动，建议学校开办短期训练班，由这个同志负责，借以挽留。这一违反组织决定的问题，却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，大多数小组认为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，有一个小组则认为是当时客观形势需要，有意见也应该提出，不能算是宗派主义。学习委员会认为这种实际问题，对于每个同志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，有展开讨论的必要，就决定抓住这一具体事实，联系到其他表现来讨论。因此，全院内召开座谈会，从“签名活动”讨论起，看是否为宗派主义。讨论开始的时候，大多数签名的同志都作了深刻的反省，列举许多事实，证明签名事件当时的动机即为挽留。而另一小部分同志，则否认挽留，坚持“为了工作出发”，双方展开了热烈争论。在争论过程中，有些被动员参加签名的同志反省尤为切实、具体。会议进行到第四次，意见才渐趋一致，正式结论尚未得出，但会议上已公认建议书实质上是挽留书，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。而各人的动机则各有不同。个别同志，在讨论中还否认他当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挽留，否认在这一点上有宗派主义思想。于是，又经过三四次的讨论，会议进行到第九次时，个别同志才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。

民族学院在整顿党风的学习过程中，以毛泽东的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、《反对自由主义》和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、陈云的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》等著作为武器，以中共中央总学委有关指示、文件为指针，以兄弟院校经验为借鉴密切地结合实际，发扬民主，开展反对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斗争，始终贯彻 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、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、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原则。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，使师生员工打消了一切顾虑，畅所欲言。师生们在领会22个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、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，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，检查自己的工作，检查自己的历史，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，肯定自己正确的方面，批判自己不正确的方面，分析根源，提出改正的办法，并且互相批评，互相帮助，提高认识，改进作风。学院学委会成员在运动中以身作则，起带头作用。他们十分注意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，经常不断地通过各种会议和汇报以及个别谈话、互相交心等办法，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掌握师生员工的思想情况、工作情况、学习情况和历史情况，进行具体分析。分清是非，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”这样，使全体师生都能主动而自觉地分清是非，总结经验，吸收教训，大大提高了师生员工的路线觉悟，增强了他们对民族解放事业、对建立新中国的信念。通过教育，学校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建设得到了空前加强，党风、校风焕然一新。全校初步形成了一个既有集中，又有民主；既有纪律，又有自由；既有统一意志，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。

未完待续

源：鄂托克前旗发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