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，一个僻静的居民小区里，有一位蒙古老太太叫王月英，她身体健朗，八十多岁的高龄依旧能读书看报做家务。外表平常的她还有一个身份——中国最后一个“诰命夫人”，是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亲自封授的，她结婚之时，蒋介石特意命人送来贺仪。 

诰命夫人系中国封建时代拥有皇帝敕封尊号的贵妇（图文无关）

贫家女成为小王爷的意中人 

1946年夏天，内蒙古乌审王府传下谕旨，普选美女与王府小王爷成亲。小王爷名叫奇世英，成吉思汗第三十二代嫡孙，这时清朝已经灭亡多年，但是为了笼络内蒙古各方势力，历届国民政府承袭袁世凯任大总统时颁布的《优待蒙古条例》，从而使清代的盟旗制度在鄂尔多斯得以完整地继承下来。所以尽管当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三十多年，但鄂尔多斯诸旗的王公仕官，依旧顶戴花翎辫子长拖，施政方法和生活习惯，依旧承袭旧制，俨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保留地。

为小王爷选美是全旗大事，整个乌审草原为之轰动 

初选结束，大福晋（小王爷的母亲）拿出筛选出来的十二张美女照片，让小王爷从中挑选三个，而后重审这三个人的生辰八字，再经比较从中确定一个。小王爷看也不看就丢在地上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给我娶媳妇，不让我看本人，从照片上能看出什么好赖，不要！” 

小王爷当时在省城里读中学，头脑里接受了新时代的道德观念，决意追求婚姻自主。母子俩互不示弱，僵持半月，大福晋败下阵来，令管旗章京向小王爷传达旨意，允许小王爷自己去寻找心仪的对象，但是必须有尊长和仕官陪同。于是，小王爷在姑姑、姐姐、仕官等人的陪同下，到几处大型庙会上亲自选美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没有发现意中人，一行人又来到了乌审召庙会。 
 

一日上午，小王爷去大殿里进香，步上台阶的时候，眼前一亮，一位姑娘从对面款款走来。那姑娘虽衣着简朴几近寒酸，但是她那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美丽，让小王爷不由得怦然心动……多年以后，已经当了爷爷的小王爷还在自传里动情地写道：“……那一刻，天上的月亮掉在了我的跟前，我一下意识到是万能的长生天把她送给了我。” 

这个从“天上掉下来的月亮”就是王月英。王月英蒙古名乌云陶德，1933年春出生在绥远省（今内蒙古自治区）伊克昭盟（今鄂尔多斯市）乌审旗一个贫苦牧民家里。其幼年丧父，母亲领着她和她的四个哥哥，依靠给人牧羊为生。一家人除了一架破旧的蒙古包，一只裂了璺的铁锅，再没有可以入眼的什物。

王月英这个名字，是乌云陶德嫁入王府之后，小王爷为了表达爱意给她起的。 

小王爷有了意中人，仕官们会同大福晋赶紧召见参领、佐领等相关人员，详细了解王月英的家庭情况。最后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活佛在释迦牟尼大像前抽了签，得到佛旨两人合缘可以结婚。 

依照则例，记名札萨克结婚，先由王府和旗衙联署上报绥远省政府，再转报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，呈总统府批准，方可举行大婚。乌审旗地处鄂尔多斯南端，毗邻陕甘宁边区。中共将乌审旗视为保护陕北根据地的屏藩，意将乌审草原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，以便向绥远和西蒙渐次发展。国民党则将其当作反共防共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沿。故而针对乌审王府和民族上层，国共两党都在刻意笼络和努力争取。又由于乌审旗护理札萨克、小王爷的三叔奇玉山是蒋介石的干儿子这层关系，蒋介石对乌审小王爷的婚事格外看重。几日后，由蒋介石亲笔签发的贺函电传过来，授多罗贝勒雍仁诺日布（即奇世英）的福晋乌云陶德（王月英）诰命夫人尊号，拨款二十万元作为国民政府的贺仪。于是年方十五岁的王月英，成了蒙旗时代最后一位诰命夫人。 

在新中国开始新的人生 

1947年5月1日，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——内蒙古自治区成立，实现了蒙古民族新的历史转折。

1949年7月，乌审旗和平解放，共产党接管了旗衙门，王府做了旗人民政府，王府里的管家、差役、丫鬟等尽被遣散，只剩下奇世英、王月英夫妻俩和奇世英的母亲。考虑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，奇世英一家也无罪恶，乌审旗委旗政府没有赶走奇世英一家，而是让他们住在王府的一个角落。

王月英从诰命夫人变回普通老百姓，这下她爱干活的天性有了用武之地，婆母不再责备她熬奶茶、打酥油有失诰命夫人身份了，还夸她人勤快手也巧。

闲时，王月英跟丈夫学习文化，天资聪颖的她一点即透。经过三年刻苦学习，王月英的文化程度已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，并且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，成为当地少有的知识女性。

中共乌审旗委进驻王府当天，旗委书记白汉臣就来看望奇世英一家。当年共产党初来乌审旗开展地下工作时，白汉臣就与王府有来往。由于工作需要，白汉臣与奇世英的父亲结为拜把子兄弟，两人交情很深，父亲还让当时才五六岁的奇世英拜白汉臣为义父。现在共产党推翻了王权统治，建立起民主政权，白汉臣成为乌审旗最高领导人。这位正直无私的共产党人，依然让奇世英和王月英叫他“干大”，仍然称把兄弟的遗孀、奇世英的母亲为嫂子。

几日后，在白汉臣的推荐下，经中共伊克昭盟盟委批准，报请中共绥远省委同意，奇世英和他的妻子王月英来到呼和浩特，双双成为绥远民族干部学院的正式学员。从这一天起，王月英这位蒙旗时代的最后一位诰命夫人，还有丈夫奇世英这位乌审草原上的末代王爷，并肩开始了全新的人生。

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到处都亟须人才。绥远民族干部学院旨在为蒙古地区培养各方面的基层干部。因为人才稀缺，各盟旗时常找上门来恳求校方拨给他们一批干部使用。奇世英夫妻文化功底深厚，而且很有修养，一入校便成了各盟旗争取的目标。卓索图盟一位领导同志说：“奇世英这样的民族上层，有文化有修养人又年轻，尤其从小就与党组织接触，无须学习培养，直接可以使用，请他来，让他当副旗长。”伊克昭盟赶紧派人来到学院声明：“奇世英夫妻是我们伊盟选送的学员，自然得回我们伊盟工作。”结果奇世英夫妻入校不到半年，即于1951年春天，一道被分配到鄂托克旗搞土改，两个月后奇世英当上了土改工作队队长。   由于奇世英夫妻办事公道，又很有方法，还因为他们“王爷”和“福晋” 的身份，工作起来很有号召力，他们的工作队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欢呼声。土改结束，鄂托克旗千方百计请求盟委同意，把奇世英留下来搞财政工作，王月英亦被留下分配到旗妇联。两年后奇世英夫妻因业绩出色，被上调伊盟行署工作。 

那时候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群众很少有人懂汉语，在这里工作的汉族同志又多数不通蒙语，工作起来很不方便，为此中共伊盟盟委增设翻译科，日常工作对盟委和行署双方负责。奇世英当上翻译科科长，管着十几个人，还要亲自出面当翻译。白天口语直译，晚上加班翻译文字资料，有时忙不过来，王月英便主动来帮忙。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奇世英在王月英的帮助下，完成了党代会政治报告、人代会工作报告等几十种重要文件的书面翻译，计达十余万字无一纰漏，得到盟委和行署领导多次表彰。 

1959年国家机关精减干部，奇世英夫妻响应号召都报了名，申请回乌审老家参加牧业生产。盟委和行署珍惜人才，没有批准奇世英的申请，王月英被精减回家成了家庭妇女。这段时光是王月英一生中过得最有滋味的日子，抚养孩子操持家务，全心全意尽一个为人妻母的责任，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。如果不是后来风云骤起，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，王月英也许就这样平淡而幸福地生活一辈子。

在“文革”的风潮中，王月英竭力维护家庭 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陡然兴起。 

奇世英因为曾经的“小王爷”身份，被当作“牛鬼蛇神”批斗。王月英幸亏出身贫苦，又是家庭妇女，“诰命夫人”的事又鲜为人知，红卫兵网开一面，没有将其拉出去游街批斗。丈夫和孩子们的遭遇可就惨了。 

红卫兵给奇世英剃了阴阳头，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子，脖子上挂着写有“反动王爷”的牌子，整天被拉去游街。批斗中被打掉两颗牙，肋骨三处粉碎性骨折，左臂不能伸直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红卫兵还以“破四旧”为名，多次登门抄家，王月英结婚时的头戴也被搜了去，因为这个宝贝，几伙红卫兵争执不下大打出手，将这个价值连城的文物弄得破碎，瓜分了珠宝才算了事。王月英的大女儿，原本已经被总政歌舞团选中，此时亦因“政审”不合格被刷了下来，一家人的命运从此转弯。 

诰命夫人凤冠 

1968年冬天，革委会以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为名，将奇世英开除公职，连同他的家人一起下放到遥远偏僻的贫苦牧区接受“贫下中牧再教育”。一家子成了被打倒的阶级敌人，如何让他们平安到达指定地点，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。 

王月英的大女儿奇景琳回忆当时的情景：“那天下着小雪，西北风嗖嗖地刮，父亲扶着正在生病的母亲，我抱着刚刚两岁的二弟，妹妹抱着才八个月的小弟，大弟抱着一只竹皮暖壶，那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……”一家人就这样冒着风雪，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伊盟首府东胜县城。 

在下放地嘎鲁图公社的巴彦塔拉草原的第一个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悄然来到。一天，生产队长领着大队书记来到王月英家，通知他们去队里下地干活儿。 

从东胜出来时，王月英让丈夫给大女儿、二女儿还有大儿子都开了转学证，希望到了牧区儿女们能够继续上学。大队书记说：“你们姐弟几个都不小了，应该下地干活儿了，再说你们都念过不少书了，足够用了。”大队书记一句话，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成了公社的社员。 

从那天起，奇世英和三个大孩子，每天跟着社员们“战天斗地学大寨”，垦荒造田，挖沟开渠，开犁下种，终日早出晚归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新社员”。那时大女儿奇景琳十六岁，二女儿奇景云十三岁，大儿子奇景江才十岁，他们在大队的安排下用尽力气干活，期望通过劳动获得和别人一样的待遇，摆脱“反动地主”的帽子。可现实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，他们就是“坏分子”“狼崽子”，他们遭遇不公时偶尔的语言反抗都会招致侮辱甚至一顿打。 

1970年春天，奇世英忽然被当地司法机关以“历史反革命罪”逮捕入狱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泥草屋顿时塌了天。 

王月英忍住泪水，她知道丈夫这次不是像从前那样让红卫兵押去游街、批斗，十天八天就回来了，而是让“军管会”的人端着枪给押走的，说是判十年，恐怕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儿子们尚年幼，女儿们也未成人，如果她垮了，这个家就不存在了！ 

王月英劝慰儿女们，你们的阿布（爸爸）不是去死，他也不能死。连雨天总会有开晴的时候，大长夜总会有亮天的时候，咱们家也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。 

事情没有像王月英想得那么简单。 

这天吃过早饭，两个女儿和大儿子一起到生产队去干活儿，刚走出家门就看见大队书记领着几个陌生人向这边走来。姐弟几个反身回来，将母亲和两个弟弟护在屋里，唯恐来人把母亲也抓走。 

听大队书记介绍，王月英得知那几个陌生人是乌审旗法院的办案人员。王月英以为丈夫出了什么意外，抱着小儿子战战兢兢立在那里听候发落。 

旗法院的人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，接下来要求王月英跟丈夫奇世英划清界限，理由是奇世英出身“反动王爷”，是“反革命分子”，而王月英是贫下中牧的女儿，受蒙蔽无罪，反戈一击有功，不能跟“反革命分子”搅在一起。 

原来为了这事，王月英放下心来：“他已经被抓了，还怎么划清界限？”旗法院的人向王月英直接说明来意，建议她解除与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奇世英的婚姻关系，恐王月英听不懂又进一步解释，就是要她跟丈夫离婚，说这是她跟“反革命分子”划清界限的唯一办法。 

王月英明白，说同意，不是她心中所愿，说不同意，这些人将会没完没了地纠缠，便委婉回答，他已经不在家了，离与不离，我都得领着孩子过日子。旗法院的人见王月英不肯表态，便软的硬的轮番劝说，逼得王月英直抹眼泪也不吐出那个“离”字。旗法院的人急得抓耳挠腮，看天色已晚，才悻悻离去。 

第二天一早，旗法院的人又来到王月英家，而且带来了大小队全体干部，还有队里的社员。大队书记把王月英“请”了出来，专门给她开“帮教现场会”，让贫下中牧帮助王月英提高阶级觉悟，答应与她丈夫“划清界限”。王月英呆坐在会场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一声不吭。   看帮教无效，旗法院的人宣布进行下一项，让社员们评说王月英与丈夫该不该离婚。乌审草原流传一句俗话：“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”撺掇人家离婚那是缺德损寿的事。人们或闷头抽烟，或默默坐着，任凭旗法院的人怎样催促，也没有人出面说该离不该离的话。一直沉闷到了晌午，一个老汉实在忍耐不住才出面发言：“他俩成亲是他们父母做的主，离或不离得由她们的父母说了算，或是由你们官家断，或是她们自己拿主意。我们这些人，一不是她的父母，二不是官家，三做不了她们的主，在这儿坐到太阳落山也没有用。”“是咧”“对账”，人们随声附和着纷纷离去，会议无果而终。 

最后，在没有奇世英、王月英两个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，旗法院依据所谓的“革命群众一致要求”，强行做出离婚判决。那份“离婚判决书”， 王月英看也没看便塞进灶里。 

1969年秋天，乌审旗遭遇风灾粮食歉收。1970年春天又遭干旱无法播种，灾荒和饥饿笼罩着乌审草原。王月英家仅有十几斤苞米，眼看就要断炊。自治区拨来救济粮，直接下放到生产队。上级指示按人口分配，不让饿死一个人。生产队分救济粮那天，大儿子奇景江和二女儿奇景云排了半天队，队干部却不分给他们，说要请示一下上边，才能决定给不给他们。姐弟俩眼看粮食被分光了也没有人搭理他们，气呼呼地回家了。 

第二天，王月英让两个女儿跟生产队长请假，嘱咐女儿在家看好弟弟。两个女儿慌忙追问母亲想要干啥，王月英说：“娒母（妈妈）出去借粮，到你们姥姥家。”王月英拿上口袋走了，却没有去娘家借粮，而是南下陕北沿门乞讨。 

王月英来到了陕北榆林，肩上搭条破口袋，手里拿根打狗棍，一路走一路讨。那年月边里边外都缺粮，乞讨的人又多，人们施舍的就很少，给一回也就一把粮食，上秤称超不过一两。 

这天傍晚，王月英来到一户人家。开口乞讨的时候，一条凶猛的大黄狗从院子里疯扑出来，将王月英扑倒在地。那家主人急忙赶到跟前，扶起王月英，用草木灰给她敷了伤口。临别时，还送她一瓢糜米，足有五六斤，那是做炒米的上好粮食。王月英流着泪给那家主人鞠了一躬，拄着棍子一瘸一拐继续讨要。 

十多天后，王月英讨要了三十多斤粮食，苞米、糜米、谷子、豆子，什么都有，还有两个大南瓜。怕孩子们在家里担心，王月英背起粮食往回走。 

王月英终于回到了家，儿女们已经两天没有吃到粮食，小儿子饿得哭不出声，在姐姐怀里昏昏沉沉睡个不醒。一家人凭着王月英的乞讨，熬过了那个难熬的春天。 

此后两年，两个女儿相继结婚离开了家，泥草屋里只剩下王月英母子四人。 

1975年2月，由于儿子们在学校受到欺负，校方不仅没有公平评判，反而要开除两个儿子，王月英做出她人生中最痛苦的抉择，她打定主意，就是卖身为奴，也要供儿子念书。 
几日后，王月英母子在巴彦塔拉草原上悄然消失了。斯时，寒冬将尽，春天不远。 

丈夫重获自由，一家人短暂团聚 

1979年3月，惊蛰才过，春寒料峭，奇景琳和奇景云分别接到大队干部转来的公社通知，让她们即刻前往东胜宾馆去见一个人。那时候乌审草原上通信条件还很落后，连有线广播都很罕见，消息十分闭塞，她们甚至不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结束，不知道“四人帮”已被打倒。王月英带着儿子走后，跟女儿们从此没了联系，两个女儿猜想莫不是父亲出了什么不测，或是母亲和弟弟有了下落…… 

到了东胜宾馆，姐妹俩一下惊呆了，迎接她们的那个人，尽管白发苍苍，佝偻着腰身，步履蹒跚，但还是一眼认出，那人就是她们日夜思念的父亲奇世英。 

奇世英熬过九年冤狱，终于重获自由。看着女儿身边的小伙子，无须询问便知道那是他的女婿，女儿怀里的孩子就是他的外孙。奇世英抹去眼角上的泪，一面伸手去抱小外孙，一面问女儿：“你妈呢？你弟呢？怎么没有一起来？”姐妹俩本来不想现在就说母亲和弟弟失踪的事，见父亲问得紧只得如实诉说。 

奇世英心如刀绞：“你妈不容易，快去找啊！” 
一番寻找，数日后，王月英领着三个儿子回到了奇世英的身边。饱尝离散之苦的一家人终得团聚，自然又是一场痛哭。 

平反后的奇世英恢复了职务和工作，两个女儿留在了乌审草原，三个儿子随父母搬回了东胜，幸福的阳光照临了饱经磨难的一家人。然而，舒心的日子没过几年，王月英再遭命运的打击。由于过度劳累，丈夫在劳改期间患上的心脑血管疾病愈发严重。1987年9月的一天深夜，奇世英这位蒙旗时代最后一位多罗贝勒，乌审旗最后一任记名札萨克，悄无声息撇下了他亲爱的老伴儿和儿女，还有他挚爱的事业，永别人间。 

奇世英终年五十七岁，其中二十年生活在动荡没落的蒙旗时代，十四年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迫害和冤狱中度过。 

1989年春天，王月英领着儿女们把老伴儿的骨灰护送回乌审草原安葬，让老伴儿魂归故里，顺便来到巴彦塔拉他们曾经住过的那间泥草屋，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。 

丈夫奇世英去世后，有关部门给王月英恢复了国家干部身份，让这位蒙旗时代最后一位“诰命夫人”，成了拿退休金的国家干部。这也许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沾“诰命夫人”的光。 

不论从前抑或现在，王月英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勤俭本色。儿女们时常给她买新衣服，却看不见她穿。她往往趁儿女们不备，把衣服给退回去，说是要把钱攒起来留给孙子们。 

王月英老人，这位蒙旗时代的最后一位诰命夫人，命运跌宕，大起大落，可谓历尽坎坷，阅历丰富。她出身寒门，嫁入豪门，本该过上呼奴唤婢、颐指气使的荣华生活，然而命运多舛，赶上了剧烈的时代变革，名为诰命夫人，却没有风光和荣耀。有幸与丈夫同为新社会的国家干部，却遭逢“文革”动乱，经历发配下乡，丈夫蒙冤，沿门乞讨，带儿流浪等苦难和不幸。好不容易盼来了拨乱反正，一家人重得团聚，老伴儿恢复了名誉，儿女们亦成家立业，本该与老伴儿携手夕阳安享天伦，孰料老伴儿却早早驾鹤西归，让她成了单飞的孤燕。但王月英凭借其勤劳和坚韧，直面数次劫难，挺过了这些岁月。

  作者：于苏军

图：网络

源：悦享鄂尔多斯